海关对“转运货物”（过境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权限分析

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在知识产权边境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和物流方式的多样化，“转运货物”（亦称“过境货物”）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与难点。这类货物并非以进入过境国消费市场为目的，而是经由一国关境运往另一国家，其知识产权状况的判定及海关的执法权限，涉及复杂的法律解释、国际义务平衡以及贸易便利与权利保护的冲突。本文旨在系统分析海关对转运货物行使知识产权执法权限的法律基础、实践困境、国际争议及未来走向。

一、转运货物的界定及其知识产权问题的特殊性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即《京都公约》）及各国海关法的普遍规定，转运货物通常指“运入一国关境，仅在该国地理范围内运输，而后运出该关境，其性质、形状未发生改变的货物”。其核心特征在于“物理过境”而非“关税进口”，货物并未正式申报进入过境国的商业流通领域。

正是这种“非进口”性质，使得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1. 侵权认定的法律连结点模糊：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域性，海关执法通常基于“进口”或“出口”行为可能构成对本国知识产权法的侵害。然而，纯粹的过境行为，货物并未进入本国市场，是否构成“侵权”或“侵权威胁”，在法律上缺乏清晰、统一的界定。

2. 执法可能干扰合法国际贸易：转运是国际物流的重要环节，对过境货物采取扣留等措施，可能延误物流，增加成本，甚至阻断合法的全球供应链，与贸易便利化原则相悖。

3. 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冲突：货物在过境国被查获，但其目的地国和始发地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可能不同。过境国海关应依据本国法、目的地国法还是其他标准来判断侵权与否，存在巨大争议。

二、海关对转运货物知识产权执法的法律依据与实践模式

各国海关对此问题的立法与实践差异显著，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 严格保护模式（以欧盟为代表）

欧盟通过《欧盟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条例》（608/2013号条例）建立了对转运货物极为严格的执法体系。该条例规定，海关有权对涉嫌侵权的货物，包括“处于海关监管下的转运、转装、仓储等程序中的货物”，采取中止放行或扣留措施。其核心理念是，只要货物在欧盟关境内，无论其最终目的地是否为欧盟市场，只要其侵犯了在欧盟境内有效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外观设计等），海关即可介入。

实践特点：欧盟海关在实践中，特别是针对假冒商标货物，即使有证据显示货物目的地为欧盟以外国家，也经常予以扣留。其理由是，过境货物存在“进入欧盟市场的风险”（risk of diversion），或者其本身在欧盟境内即构成对知识产权（如商标）的“侵犯状态”。这种模式体现了将知识产权保护防线前移至国境线，甚至关境线的倾向。

2. 有限保护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主要通过《美国法典》第19编第1526条（e）款（即“吉列条款”）及其相关实践来规范。该条款主要针对带有假冒商标的货物。原则上，美国海关仅禁止假冒商标货物“进口”至美国。对于过境货物，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其将进入美国商业领域，否则海关通常不予扣留。然而，在实践中，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对“进口”的解释有时较为宽泛，并利用其他法律工具（如《兰哈姆法》对商标侵权的定义）对某些过境货物采取行动，但其整体执法力度和范围小于欧盟。

实践特点：更注重货物是否具有“进入美国商业的实质可能性”。权利人需要提供更具体的证据证明这种风险，海关的执法裁量权较大。

3. 折中或限制模式（以部分发展中国家及传统过境国为代表）

许多国家，特别是依赖转运贸易的国家（如新加坡、香港等），出于维护其贸易枢纽地位的考虑，对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持谨慎态度。其立法通常明确将海关执法权限限定于“拟投放本国市场的进口货物”，明确排除对纯粹转运货物的执法。例如，新加坡《商标法》明确规定，带有商标的货物过境新加坡，或在该地进行临时仓储，只要不进入新加坡市场，不构成商标侵权。

实践特点：严格区分“进口”与“过境”，将知识产权保护聚焦于本国市场，避免海关措施成为变相的贸易壁垒，保障物流效率。

4. 中国的法律与实践

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二条将海关保护的对象界定为“进出口货物”，并延伸至“进出境物品”。条例及实施办法并未明确将“转运货物”排除在外。在实践中，中国海关对转运货物的执法经历了发展变化。早期实践相对谨慎。然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和物流中心，以及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全面提升，海关对过境货物的关注度增加。特别是在查获货物有明显证据显示其可能进入中国市场，或货物本身状态（如使用中文标识、包装针对中国市场）表明其并非纯粹过境时，海关会依据条例采取扣留措施。中国海关的执法更倾向于一种“基于风险分析”的务实路径，既履行国际义务，保护知识产权，又尽量避免对合法过境贸易造成不当阻碍。

三、核心法律争议与困境分析

海关对转运货物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始终伴随着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制造/生产假设”与“商标权国内用尽”理论的冲突

这是欧盟模式下最核心的争议。欧盟法院在“飞利浦诉诺基亚案”、“MONSTER ENERGY”等一系列标志性案件中试图厘清边界。争议点在于：一批在A国合法生产的货物（假设商标权在A国已用尽），途经欧盟运往B国，在欧盟境内被海关扣留，理由是侵犯了欧盟境内的商标权。权利人主张适用“制造/生产假设”，即除非有相反证据，应假设过境货物将在欧盟境内销售，从而构成侵权。而货主则主张，货物目的地明确，且在生产国合法，欧盟商标权因“国际用尽”或至少不应干预合法国际贸易而不得行使。

目前，欧盟法院的判例倾向于要求海关和权利人提供具体证据证明货物有“进入欧盟市场的实质性风险”，而非仅仅依靠假设。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对转运货物的执法权，只是提高了举证门槛。

2. 专利货物过境的特殊难题

与商标相比，专利货物的过境执法更为敏感和复杂。因为专利保护的技术特征更专业，侵权判断难度大。对过境通用化学品或药品的扣留，可能严重影响公共健康产品的全球获取（例如，治疗艾滋病的仿制药从印度过境欧盟运往非洲国家）。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下关于公共健康与过境药品的讨论即是明证。海关人员通常不具备进行复杂专利侵权判定的能力，贸然扣留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后果。

3. 贸易便利化与权利保护的平衡困境

《京都公约》的核心目标是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促进贸易便利化。对转运货物的频繁检查和扣留，直接与此目标相冲突。世界海关组织（WCO）等国际机构一直在寻求平衡点，例如推动基于情报和风险分析的有针对性的执法，而非普遍性的拦截。如何设计一套既有效打击利用转运渠道进行的系统性假冒贸易，又不妨碍99%以上合法货物顺畅过境的机制，是各国海关共同面临的挑战。

4. 国际法义务的模糊性

TRIPS协定第51条规定了成员对“进口”侵权货物采取边境措施的义务，但并未明确提及“过境”。第52条脚注13指出：“各方理解，对于由权利持有人或经其同意投放到另一成员市场上的进口货物或过境货物，无义务适用此类程序。”这被许多国家解读为对过境货物执法并非TRIPS协定的强制性义务。然而，一些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则包含了更严格的边境执法条款，可能将义务扩展到过境货物，给缔约国带来超出TRIPS标准的压力。

四、国际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当前，围绕转运货物知识产权执法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呈现出以下趋势：

1. 从“形式过境”到“实质风险”的审查标准演进

纯粹的“形式主义”（只看货物是否处于转运程序）和激进的“保护主义”（假设所有过境货物均构成威胁）都受到批评。未来的执法标准将更侧重于“实质性风险”分析。海关需要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货物的最终目的地和运输路径的明确性；

货物包装、标识是否针对过境国市场；

过往情报显示发货人、收货人或有联系方曾从事侵权活动；

货物性质（如大量高仿奢侈品）本身可作为风险指标。

这种基于情报和风险评估的精准执法，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可能方向。

2. 加强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

打击利用复杂转运路线进行的侵权贸易，单靠一国海关之力难以奏效。各国海关之间、海关与权利人、国际组织（如WCO、INTERPOL）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至关重要。通过“海关互助协定”、区域性执法网络（如欧盟的COPIS系统）、WCO的接口公共成员（IPM）数据库等平台，分享高风险货物、运输工具、企业信息，可以提前预警，提高前端拦截的准确性，减少对无辜货物的干扰。

3. 区分对待不同知识产权类型

鉴于商标、专利、版权等不同知识产权在侵权判定难度、对公共利益的潜在影响等方面的差异，未来立法和实践可能趋向于差异化处理。例如，对假冒商标货物（特别是明显假冒的）的过境执法可能继续保持较强力度；而对涉嫌专利侵权的过境货物，则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设定更高的执法启动门槛和更快的放行程序，必要时引入技术专家咨询机制。

4. 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能力建设

过境执法对依赖转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巨大。这些国家在国际论坛上积极主张，应严格将TRIPS协定的边境措施义务限定于进口货物，反对通过双边压力或高标准自贸协定变相扩大义务。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协助这些国家加强海关自身的能力建设，使其能够根据本国发展水平和贸易利益，制定和实施合理的边境执法政策，而非被迫接受单一模式。

结论

海关对转运货物的知识产权执法权限，处于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与贸易全球化现实、权利人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监管主权与国际贸易便利化等多重张力之中。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模式。欧盟的严格保护、美国的有限干预、过境国的审慎豁免，以及中国的风险管控实践，反映了不同法域基于自身法律传统、产业利益和贸易地位所作出的不同价值权衡。

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构建一个更加精细、灵活且合作性的国际框架。这一框架应确立以“实质性进入市场风险”为核心的执法标准，鼓励基于情报的风险管理而非普遍性扣留；强化跨国信息共享与执法协作，提升打击针对性侵权供应链的效率；尊重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在TRIPS协定弹性空间内制定政策的权利；并对专利等敏感货物的过境处理给予特别关注，防止知识产权保护阻碍基本药物的可及性等更重要的全球公益。

最终，海关在转运货物上的角色，不应仅仅是知识产权的“边境警察”，更应是保障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的“智能管理者”。在维护创新秩序与保障贸易通道畅通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是各国海关共同面临的长期课题。这既需要国内立法的明晰与完善，更需要持续的国际对话、协调与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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