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审查标准明晰

近年来，我国商标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既反映了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意识的显著提升，也带来了商标囤积、恶意抢注等“商标泡沫”问题。为从源头上遏制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新增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规定。这一条款被誉为商标法修订中的“亮剑”之举，它赋予了商标审查机构在申请阶段就直接甄别并拦截恶意申请的权力，标志着我国商标注册制度从“注册主义”向“注册与使用并重”理念的重大转型。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何精准界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与“恶意”这两个核心要素，如何划定清晰的审查标准，防止“一刀切”误伤正当商业诉求，同时又能有效遏制灰色行为，成为商标实务界、司法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该条款的立法背景与演变逻辑，系统梳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的认定标准，探讨审查程序中的举证与判定机制，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实践提供清晰的指引。

追溯该条款的立法沿革，其背后是对商标制度本质的深刻反思。商标的基本功能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其价值在于使用。在2019年修法之前，我国商标法虽设有“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无效条款，但其适用前提是注册成功后，对恶意申请的事后规制。这种“先注册、后规制”的模式存在明显滞后性：大量商标在申请阶段即囤积于个别主体名下，它们既不使用，也不转让，而是静待他人“入瓮”后进行“维权敲诈”，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增加了合法经营者的成本和风险。典型案例如“茶颜悦色”被抢注后长达数年的商标之争，以及各种“蹭热点”式的批量申请，均暴露出原制度的漏洞。因此，立法者选择将“使用意图”前置于申请环节，通过注册门槛的抬高，实现审查端口前移。该条款一经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随即发布《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设立专门章节对第四条的适用进行细化，并配套了系列举措，如随机分案、审查员主动援引等，力求在审查一线建立起防火墙。

要厘清“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审查标准，首先必须解构其双重构成要件：“不以使用为目的”是客观状态，“恶意”是主观意图。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驳回的充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条文中的“不以使用为目的”与“恶意”之间并非并列或选择关系，而是限定与被限定的关系，即必须同时满足。这意味着，仅仅没有使用意图，但缺乏恶意（例如，申请人出于误解或商业规划失误申请了少量商标）并不当然构成驳回理由；反之，仅仅存在恶意，但申请人有真实使用意图（例如，出于防御目的注册与核心品牌近似的商标，并实际投入了市场使用）亦不应被禁止。因此，审查的核心在于判断二者是否形成“恶意地阻碍他人+不以使用为目的”这一高度盖然性事实。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判定，不能简单等同于“申请人没有在商品上使用”。因为商标使用是一个动态过程，申请日之前可能尚未投入生产，或者处于品牌策划铺垫期。审查标准应着眼于申请人整体的行为模式。其一，从申请数量的异常性来看，一个自然人或者一家注册资本极低、主营业务不明的小微企业，在短时间内集中提交成百上千件涵盖多个跨类别商品或服务的商标申请，这种远超正常商业防御需求的“地毯式轰炸”，极大概率指向囤积。例如，某科技公司在其主营软件类商品之外，同时申请了“爱马仕”“路易威登”“华为”等在完全不同类别上的商标，且无任何商业关联解释，这种批量性、跨类性的异常申请即被视为不具备使用意图的直接证据。其二，从申请对象的特定性看，大量申请直接指向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商号、姓名或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名称，甚至在每一个类别上均进行复制性申请，这种“搭便车式”的申请，显然不是以使用为目的，而是以阻碍他人或待价而沽为目的。其三，从提交的证据材料看，申请时无法提供任何使用证据、商业计划书、商标设计意图说明或未来生产销售规划，甚至申请主体名下所有商标均处于闲置状态，从未进行过商业使用，亦可作为辅助判断。其四，从申请后的行为看，如果申请人在申请后大量进行有偿转让、被异议后毫无实质性答辩、或者通过关联公司集中注册后许可给他人使用等，均可能强化“不以使用为目的”的认定。

在明确了客观状态之后，“恶意”的主观要件更为复杂，也更容易引发争议。法律不可能探知申请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只能通过其客观行为来推定。根据现有的审查实践和司法案例，“恶意”的认定通常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商标与在先权利或知名标识的近似程度。如果申请的商标与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未注册商标、驰名商标、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企业字号、姓名或肖像等完全相同或高度近似，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极低，除非申请人能够举出反证。例如，申请“拼多多”“微信支付”等社会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即使申请人提供的商品类别与知名商标的核心类别不同，但因这些词汇具有极强的社会标识性，申请人的行为难以被解释为巧合，从而推定恶意成立。其二是申请人的经营资质与商标的关联性。审查员会关注申请人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实际法人代表及关联公司情况。如果一个从事餐饮服务的个体工商户申请了医疗器械类别的商标，且该类别有知名的在先商标，这种跨行业的异常申请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恶意色彩。其三是申请人的商标申请历史，即所谓的“惯犯”或“职业抢注人”特征。如果一个申请主体（包括其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重要股东、关联公司）在历史上存在大量商标被异议、无效宣告或被认定为恶意申请的前科，那么其后续申请的善意性就大打折扣。这种历史数据构成了评价“恶意”的系统性证据。其四是申请后的不正当行为，如向权利人发送律师函或进行恶意诉讼、通过注册后设置域名跳转、直接联系在先权利人进行高价转让谈判等，这些行为是主观恶意的直接外化。

在审查程序的具体操作中，商标局当前采取的是“主动审查+异议反推”双轨模式。在主动审查阶段，审查员依据《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中列举的八种典型情形（如批量申请、跨类别全类注册、针对热点词汇抢注等），结合系统智能工具对异常申请进行初步筛选。当审查员认为某件申请涉嫌违反第四条时，会向申请人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说明商标的实际使用意图并提供相关证据。这给了申请人一个宝贵的“辩护”机会。如果申请人在期限内能够提供合理解释，比如正在筹备中的商业计划书、与代工厂的采购意向协议、品牌设计委托合同、线上线下推广计划等，审查员可能会撤销初步驳回决定，准予初步审定。这种程序设计体现了对申请人的程序保障。反之，如果申请人未答复或答复理由不成立，则予以驳回。在异议审理阶段，任何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以依据第四条对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异议阶段可以更充分地展示双方证据，特别是被异议商标申请人在申请目的上的主观意图。异议程序中，国家知识产权局通常会综合考量申请人的整体行为模式，而不局限于单件商标的个案情况。如果异议成立，商标将不被核准注册；如果异议不成立，申请人仍可在注册后通过无效宣告程序寻求救济。

然而，审查标准的明晰并非一蹴而就，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模糊地带和争议焦点。首先是“防御性注册”的边界问题。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特别是拥有高知名度商标的企业，为防止他人在不同类别上进行“傍名牌”注册，往往会进行全面的、甚至是全类别的商标防御性注册。例如，阿里巴巴公司在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物流、教育、社交媒体等几乎所有类别上都注册了“支付宝”相关商标，其目的在于构建商标护城河。从表面上看，这种全类注册似乎也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因为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类别上使用商标），是否符合“恶意”呢？实践中，立法者明确排除了防御性注册作为恶意申请的情形，但前提是该商标已经基于在先商业使用产生了较高的知名度，且企业的防御行为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和必要性。如果一个新成立的、没有知名度的公司也采取全类注册，则可能被认定为恶意。所以，防御性注册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商标的现有知名度和企业规模。其次是“撤回机制”与“直接转让”的审查难点。实务中，一些囤积商标者在收到审查意见书后，为了规避被认定恶意，会迅速撤回部分申请，或者在短时间内快速转让给不同的第三方。这种“化整为零”的行为是否符合“不以使用为目的”？当前的审查标准倾向于穿透审查。如果转让行为发生在申请后的极短时间内（如三个月内），且转让价格远高于正常的申请成本，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存在隐秘关联（如同一控制人、同一代理机构等），审查员仍可能认定转让人在一开始就没有使用意图，恶意囤积后通过转让牟利。反之，如果转让人在申请后确实改变了商业计划，或者主动放弃了囤积行为，且有合理解释，则可能不构成恶意。第三个难点是“地名、行业通用名称”的申请。有些人批量注册全国各地的地名与行业词汇的组合，如“重庆火锅”“西湖龙井”等，表面上似乎没有针对特定权利人，不构成与在先权利的冲突，但这些申请明显不具备可注册性且缺乏使用价值，其背后往往是打算在长期无人使用后，利用“撤三”制度在特定领域“捡漏”。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恶意？当前实践中，如果申请量极其庞大且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试图垄断公共资源的行为，从而被认定为恶意。但在个案中，审查标准仍不够统一。

为了进一步完善审查标准，使第四条在有效遏制恶意申请与保障正当商业诉求之间达到精妙平衡，我们仍需从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进行优化。一是强化审查的“动态系统”和“大数据比对”能力。商标局应进一步升级商标注册审查系统，实现与市场主体登记系统、法院判决系统、网络交易平台数据的互联互通。例如，当审查员在审查一件商标时，系统应能够自动比对申请主体（含背后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的历史申请记录、驳回记录、被异议记录、诉讼记录，甚至可以抓取其在电商平台上的经营店铺、登记商标使用情况。这种智能化的“信用画像”能够大幅提升对恶意申请人的识别精准度，减少无谓的审查资源消耗。二是细化“使用意图证据清单”和“分级举证要求”。当前《审查意见通知书》对使用意图证据的要求较为原则性。建议制定更为明确的证据清单指南，区分不同行业类型和申请规模。例如，对于初创型科技企业，可以接受其技术研发合同、产品原型图、种子轮融资协议、第三方检测报告等；对于服装品牌，可以接受其设计图样、与代工厂的意向合同、线下实体店租赁意向协议等。同时，根据申请数量的异常程度设定分级举证要求：申请数量在正常范围（如单件或少量）的，举证责任较轻；申请数量异常巨大且跨类别的，要求提供详尽的商业规划书、使用方案及阶段性实施证据。三是完善“恶意”认定的主观判断模式，引入“过错推定”与“举证责任转移”机制。在初步认定的基础上，当审查员提出合情合理的初始证据（如申请人与知名商标高度近似、申请数量异常、存在前科等）后，应当将证明自身不具有恶意的举证责任转移给申请人。如果申请人不提供或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自证清白，则推定恶意成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是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键。四是严格区分“职业抢注人”与“正常经营者的防御性注册”。应明确建立“黑名单”或“重点关注名单”制度，对于在最高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被认定构成恶意商标申请的实体及个人，进行系统性存档。今后这些主体及其关联方在任何商标申请中，都将面临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甚至自动触发异议程序。而对于知名企业正当的、具有商业合理性的防御性注册，应通过清晰的具体标准（如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知名度、所属行业的竞争特点、防御范围与主营业务的关联度等）给予充分尊重。五是强化法律后果的威慑力。除了驳回注册之外，恶意申请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失信惩戒乃至民事赔偿。依据《商标法》第六十八条，对于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将恶意申请行为纳入“信用中国”的失信名单，限制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享受政府招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财政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受到恶意申请损害的在先权利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以及《商标法》第七条的诚信原则，对恶意申请人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包括合理的维权开支）。这些多维度的法律制裁，将使恶意申请的违法成本显著提升。

以“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审查标准的明晰化，是一场持久而精细的制度工程。它不仅关乎商标审查员的专业判断，更关乎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法律在商业活动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全社会对商标本质的认识。从立法到审查指南，从大数据辅助到举证责任分配，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都在为构建一个“使用为要、诚信为本”的商标生态添砖加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审查标准的逐步明晰以及配套制度的协同推进，商标领域的“泡沫”将被有效挤压，恶意囤积和抢注行为将得到显著遏制，真正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将拥有更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商标领域的深入应用，商标使用意图的存证、验证与追溯将变得更加便利，届时“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审查标准将有望从人工主导向“人机协同”的智慧模式演进，从而实现对商标资源的最优配置，让每一个商标注册申请都回归其“服务市场、区分商品、承载商誉”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