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龙坎”案看未注册商标能否转让？

“小龙坎”案，在近年来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未注册商标在商业流转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复杂光谱。该案的核心争议点——未注册商标能否转让，以及转让后其法律地位如何界定，不仅关乎个案中当事人的利益消长，更触及商标法体系中“注册”与“使用”两大支柱的内在张力。本文试图跳出对判决书的简单复述，从“小龙坎”案的具体案情出发，深入剖析未注册商标转让的法律逻辑、现实困境与制度演进，进而探讨在鼓励品牌创新与维护市场秩序之间，法律应当如何划定边界。

“小龙坎”案的基本事实，如同一幅浓缩的中国餐饮业商标乱象图。原告方主张其系“小龙坎”品牌的实际开创者与经营者，自2014年起即在成都开设首家门店，凭借地道的川味火锅迅速走红，并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加盟网络。然而，在品牌声名鹊起之际，其并未及时将“小龙坎”文字及图形标识申请为注册商标。与此同时，另一市场主体（或自然人）瞅准时间窗口，抢先在第43类餐饮服务上申请注册了“小龙坎”商标，并随后将该注册商标转让给第三方。这一转让行为，直接引发了后续的商标侵权纠纷——受让方依据其受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反向起诉原品牌实际使用人，要求其停止使用“小龙坎”标识并赔偿损失。而原品牌方则抗辩称，其系在先使用人，享有未注册商标的在先权益，且涉案商标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旨在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侵占其商誉的目的，故转让应属无效。

此案的戏剧性冲突在于：一边是辛勤耕耘、积累了巨大市场声誉的“实际使用人”，其手中的“小龙坎”品牌虽未注册，却蕴含了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另一边是手持“合法凭证”——商标注册证及转让证明的“注册人”，其权利外观无懈可击。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对《商标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我国现行《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历经1993年、2001年、2013年及2019年四次修正，其核心原则之一便是“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即，商标专用权的原始取得以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并获核准为标志。理论上，未注册商标并非商标法保护的主要对象，其使用者不享有排他性的专用权，仅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在先使用权”作为对抗注册的防御武器。

然而，《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原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一条款为未注册商标提供了某种“准保护”，即若未注册商标已通过使用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在先使用人可阻止他人恶意抢注。但这一保护的边界何在？当恶意抢注行为已经完成，且抢注人已将商标转让给善意受让人时，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能否主张转让无效，进而追回商标？抑或只能向原始抢注人主张损害赔偿？这正是“小龙坎”案留给司法实践的一道严峻考题。

从纯粹的文义解释出发，《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该条并未明确禁止未注册但已实际使用的商标进行转让。事实上，在商业实践中，未注册商标的转让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品牌并购、特许经营或企业整体出售时，未注册商标往往作为商誉的载体随同经营资源一并转让。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注册商标作为一项财产性权益，其转让协议应当有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转让能否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尤其是对抗原在先使用人的效力？受让人能否依据转让协议和后续的注册行为，取得完整的、排他的商标专用权？

“小龙坎”案中，法院审理的焦点之一，便是审查受让人在受让商标时是否具有主观恶意。若受让人明知或应知“小龙坎”为他人已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品牌，却仍然受让该抢注商标，其行为便可能构成《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所称的“不正当手段”的延续。此时，转让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在先使用人）的合法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无效之规定，转让协议应属无效。这便意味着，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可诉请法院确认转让无效，从而阻止受让人行使商标专用权。然而，这一路径的适用前提是“恶意”的证明，这在实践中极为困难。受让人往往会辩称其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非主观明知；或者声称其支付了合理的对价，系善意购买。在商标转让信息不对称、注册商标公告公示制度存在瑕疵的环境下，证明受让人的“恶意”犹如刺破一层坚硬的经营面纱。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其对品牌的贡献与权利期待，是否应等同于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法律的天平曾长期倾向于“注册者”而非“使用者”。注册制度旨在通过公示公信原则，简化权利确定流程，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市场主体及早申请注册，避免商标资源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若承认未注册商标可以自由转让且能对抗在先使用人，则可能导致：一方面，未注册商标的持有人（包括恶意抢注者）更倾向于进行“商标投机”，囤积或抢注他人已使用的品牌，再通过转让牟利，形成对在先使用人的持续“勒索”；另一方面，在先使用人若长期不注册，其法律地位将始终悬于空中，面临品牌被他人“合法窃取”的风险，这无疑会削弱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因此，从制度设计初衷看，《商标法》倾向于不鼓励未注册商标的流转，而是引导其尽快“转正”为注册商标。

但“小龙坎”案所揭示的现实，远比上述教义分析更为复杂。品牌的市场价值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断累积的，并非注册的一瞬间产生。一个经营了近十年、拥有数百家加盟店、在消费者心中具有高度认知度的未注册商标，其蕴含的商誉远远超过一个刚注册但从未使用的商标。此时，若仅因注册时间的先后，便允许后者（及其受让人）堂而皇之地“拿走”前者积累的商誉，不仅违反公平原则，更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导向。法院在“小龙坎”案中，若仅仅依据注册证的表面证据判令在先使用人停止使用，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损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因此，裁判者必须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与个案实质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进一步审视，现代商标法的价值取向已从单纯的“注册保护”转向“注册与使用并重”，甚至更加注重“使用”对商标真实价值的塑造作用。2013年《商标法》修改后，第三十二条关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表述，以及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关于在先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现有标识的抗辩权，均体现了对未注册商标使用价值的尊重。然而，这些条款主要解决的是“使用权”的存续问题，并未直接回答“转让权”的效力问题。换言之，法律保护在先使用人“继续使用”的权利，但并未赋予其要求转让无效的主动性权利。这使得在先使用人在面对商标转让时，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他们或许可以继续使用，但无法阻止新注册人（或其受让人）的扩张，也无法许可他人使用，其品牌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

在“小龙坎”案的实际判决中（注：不同法院、不同时期的判决可能有所差异，但舆论关注的核心在于其对未注册商标权益的认定），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1. 在先使用人对“小龙坎”品牌的贡献程度——是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推广宣传，媒体报道、纳税凭证、加盟合同等证据是否充分；2. 抢注人是否具有明知或应知的恶意——是否与在先使用人存在地域、行业或人事上的关联，是否大量抢注他人商标；3. 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背景调查，其受让后的经营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4. 商标本身是否已产生区分商品来源的显著性和知名度。若上述因素均指向在先使用人，则法院极有可能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及《民法典》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认定转让协议无效，或驳回受让人的侵权诉讼请求，从而实质上保护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人的权益。

然而，这种做法在学理上仍存争议。有学者指出，商标转让的效力与侵权认定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问题。即使转让协议因恶意串通而无效，未经注册的商标仍无法产生排他性权利，在先使用人只能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权益。无效宣告程序（即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抢注商标无效）才是纠正恶意注册的正规途径，而诉讼只是辅助手段。若在先使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或未在注册之日五年的期限内主张权利，其权利将因怠于行权而丧失。这导致“小龙坎”案式的纠纷，往往伴随着旷日持久的行政与司法程序，对品牌方造成巨大的时间与资金成本。

从更宏观的制度层面审视，未注册商标转让问题，实际上是对商标法“注册主义”与“使用主义”两种哲学的一次集中拷问。纯粹的注册主义，强调法律确定性与交易安全性，其极端形态是商标可脱离使用而存在，成为纯符号资产，可自由买卖。这无疑会催生商标抢注和恶意囤积的灰色产业链。而纯粹的使用主义，则要求商标权利源于实际使用，注册仅为公示与强化，这又可能导致权利不稳定，增加交易风险。我国商标法在总体上偏向前者，但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如对恶意抢注的规制、对在先使用权的保护）向后者倾斜。未注册商标转让的模糊地带，正是这两种主义交织、妥协的产物。

在商业实践中，未注册商标的转让通常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其一，是“善意转让”——即品牌持有人（如某网红餐厅经营者）在自身经营中发展出了品牌，但因种种原因未注册，后因企业合并、出售或获得融资，需将品牌连同整个业务一并转让给受让人。在此场景下，转让双方对品牌的价值有充分认知，转让协议内容清晰，受让人通常会继续在原有业务基础上使用该标志。此时，未注册商标的转让是否有效，关键不在于“未注册”这一事实，而在于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明显不公。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护这种诚实信用的交易。受让人在接手业务后，若能及时申请注册，并通过持续使用强化品牌显著性，其法律地位将逐步稳固。然而，若转让人隐瞒了该未注册商标存在在先使用纠纷或权利负担，则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其二，是“恶意转让”——即“小龙坎”案所揭示的典型情况。抢注者利用在先使用人法律意识淡薄或申请滞后，注册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随后为规避风险或实现商业利益，将其转让给无过错的（或具有过错的）第三方。此种转让行为，本质上并非品牌价值的正常流转，而是对在先使用人商誉的“围猎”。受让人若系善意，则可能面临品牌来源的系统性混淆；若系恶意，则成为抢注链条上的共犯。此时，法律应当通过否认其转让的效力，或限制受让人权利的行使，来矫正失衡的权利格局。对于恶意抢注人，应依法予以处罚；对于受让人，则应要求其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

“小龙坎”案的启示意义，不仅在于为同类案件提供裁判参考，更在于促使我们反思现行商标法体系中的一系列漏洞与短板。商标注册审查制度对“恶意抢注”的威慑力不足。目前，商标局审查主要基于形式审查与对明显违反禁用条款的实质审查，对于大量、非正常申请的规制力度有限。即便有异议程序和无效宣告程序，其周期长、举证难，对市场经营主体而言，维权的成本高昂。其次，商标转让环节缺乏对受让人权利状态的穿透式审查。商标局在办理转让手续时，通常只核对其与注册人的申请一致性，而不深究商标的“来源”是否合法。这使得恶意抢注人可通过转让行为“洗白”其非法占有的品牌，将风险转嫁给不知情的受让人或持续侵害在先使用人。其三，对未注册商标的证据保全和证明标准，在法律文本中没有统一、明确的量化规定。何谓“有一定影响”，是看销售额、广告投入、媒体报道数量，还是看消费者的认知程度？这给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带来了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先使用人难以事前规划其维权策略。

回到“小龙坎”案本身，其最终的法律定论或许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无疑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它警示所有创业者：在互联网时代，品牌价值的爆发式增长可能远超预期。一个朗朗上口、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名称，在极短时间内便能成为消费者心智中的“爆款”。此时，不应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应第一时间将品牌纳入商标注册申请的法律轨道。这不仅是保护自身无形资产的有效措施，更是预防潜在侵权纠纷的根本前提。对于已经使用多年但尚未注册的品牌，则应全面梳理和固定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门店照片（附时间戳）、发票、合同、宣传材料、媒体报道、相关荣誉证书等，以证明其使用的时间和影响力。同时，应随时监控商标局的公告信息，及时发现可能构成冲突的近似商标申请，并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

对于律师和司法裁判者而言，“小龙坎”案展现了知识产权审判的复杂性与挑战性。法官审理此类案件，不能机械地适用法条，而应穿透表面证据，探究当事人真实意图与实质公平。在判断未注册商标能否转让及转让效力时，需构建一个综合、立体的审查框架。第一层，审查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是否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恶意串通；第二层，审查商标本身的法律状态——是否具有显著性和识别性，是否已成为某种服务的通用名称；第三层，审查在先使用人的权利基础——其是否享有在先权利，且该权利是否已产生足以对抗在后注册的“一定影响”；第四层，审查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若二者存在关联关系，或受让人明知商标来源不正，则应加重其审查义务。通过这一逐层递进的逻辑推演，才能逐步逼近案件的真实答案，平衡好保护在先权益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

从政策与立法建议的角度，“小龙坎”案也提示我们，需要对《商标法》进行更为精细化的修订。可以考虑在第四十二条中增加一款，明确规定：转让未注册商标，转让人应保证其在先使用该商标并无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形，且受让人不得因受让未注册商标而对抗善意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利，除非受让人进行了合理的尽职调查且无主观过错。或者，可以借鉴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引入“商标转让须连同商事营业一同转让”的原则，以防止商标（尤其是未使用或未注册的商标）被作为纯粹的投机工具进行交易。与此同时，加大恶意抢注和恶意转让的惩罚性赔偿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才能真正遏制商标侵权行为的滋生。

当然，也必须正视未注册商标转让的内在合理性。在某些特定行业（如地方特色小吃），很多老字号、老品牌因历史原因从未注册，其品牌价值源自数代人的口碑相传。在此类情形下，若一刀切地否定未注册商标的转让，将不利于老字号的传承与市场化运作。因此，制度设计应在“严惩恶意”与“尊重传承”之间寻找平衡。可以引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审查灵魂，对于确属善意、无欺诈、无不当竞争目的的未注册商标转让，法律应予以保护，并支持受让人通过后续注册和使用巩固其权利。而对于恶意抢注并转让者，则应通过刑事、行政、民事三重手段予以严厉打击。

综合来看，“小龙坎”案所引发的未注册商标转让问题，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能”或“不能”的技术性解答，它关乎我们对品牌本质的认知。品牌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那张注册证书，而在于它承载的商誉、它所连接的用户情感以及它带来的市场秩序。因此，法律对于商标的保护，不应仅停留在符号层面，更应深入到符号背后的市场成果和公平竞争秩序。未注册商标的转让，只要不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不损害消费者利益，不践踏在先使用人的辛勤劳动，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获得其应有的位置。反之，任何借转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我们有理由期待，法官能够运用其智慧与良知，在“用法条说话”的同时，也“用良知和常识说话”，让商标法真正成为激励创新、保护良善的坚实屏障。这不仅是对“小龙坎”案的最佳回应，也是对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真正贡献。